原【樂多存檔】hmasako's散文地圖

會乖乖看完今年的金馬獎，完全是因為《不能沒有你》。雖然電影本身存在的價值不應／不會因為得不得獎而改變，但看到這部無法像《海角七號》可以「取悅」許多族群的台灣電影，得到最佳原著劇本、最佳導演、最佳劇情片時，不知怎麼有點悸動。我說無法「取悅」，是因為看完《不能沒有你》不像《海角七號》有很多「熱鬧」的元素可以即刻提供一起觀影的人討論，幾乎每個族群／年齡層的人都能在《海角七號》找到屬於自己的切入點，就算浮面，也很有「參與感」。但《不能沒有你》不行，看完後即使彼此都有感受，也都像片子選擇黑白呈現一樣，會沉、沉、沉入心底，所以只能暫時沉默。 在經歷過台灣新電影浪潮、熱情參與的青春時代之後，不知多久，我已經很少看華語片了。繼去年的《海角七號》、《囧男孩》，今夏會進電影院看《不能沒有你》真是受到雨漣的「感召」（是說雨漣總有看不完的電影特映會XD）。而與我一起看的朋友也很好，不然我寧可一個人進電影院。 雖然很多人說催淚，但哭點高的我沒有，只是不停想著，在整個事件裡，我會是什麼位置呢？武雄和妹仔的階層，對我來說如此陌生遙遠（不是口中說著「知道」或「理解」就可奢言接近與「體會」的），這種感覺讓我感到可怕，雖然我們本來就不可能也無須體驗所有人的生活，但如果處在可能擁有「宰制權」的階層，去正視存在同一社會的「一邊一國」遠比政治上的一邊一國還要來得重要。因為社會有「一邊一國」，所以才有那麼多彬彬有禮卻偽善的知識階層。 散場後我聽見一位媽媽在跟國中的女兒說：「這也是沒辦法啊，那個爸爸生活條件那麼差，女兒總會『長大』，而且如果沒有法律保護，小女孩也許是被誘拐的也說不定……」 「我來決定什麼是你的幸福。」――這是標準知識份子對底層人物的「保護」姿態。但誰能決定別人的幸福呢？生命中「被決定」的東西愈多，與幸福的能量恰恰是成反比的。 得不得獎這種事本來就有很多「眉角」，我沒看過競賽的其他華語片也無從評價，但我想我們都喜歡《不能沒有你》最後一幕的停格，父女終於要相會的停格，所有的深意與深情，盡在不言中（雖然同場觀眾有人發出「啥米？沒啦？」的掃興聲）。明明可以是灑狗血的題材，愈內斂愈有力。那就是劇本和導演的「態度」。 因為再也受不了談台灣電影老是停留在《悲情城市》、《童年往事》，去年我推薦在日本的大學開設「台灣電影」的日本教授看《海角七號》，新學期他就把《海角七號》列入課...

曾在十月來演講的《看不見的北京》作者黃奕瀠（阿潑），為台灣新生代紀錄片導演鍾權寫了一篇報導，這是1979年出生，「外省第三代」想要說的《我們》――屬於在台灣六年級生這一代的「我們」。 ----------------------------------------------------------------------------------------------------------------- 訪台灣新生代紀錄片導演 鍾權 新生代看兩岸 我們有話說 2009-11-22．旺報．【記者黃奕瀠／專題報導】 近來，一部由六年級生拍攝的紀錄片《我們》，在公共電視台播出，引起關注。這部以台灣加油隊為主角的紀錄片，記錄了去年的總統大選和北京奧運，帶出了藍綠紛爭和認同問題。導演鍾權說，這是「我們」的角度，「我們」關心的問題。 ．當龍應台以《 1949 大江大海》取得兩岸一甲子的世代話語權時，一位三十歲的台灣導演則以紀錄片《我們》，提出了這個年輕世代對藍綠衝突和兩岸關係的疑問：「我們是誰，我們到底怎麼了？」 ． 這位導演名叫鍾權，1979年出生的外省第三代，22歲時獨自赴北京工作、求學，2006年自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畢業的他，完成了一部「從大陸看台灣」的紀錄片，名為《台北京》。作為北影首位專攻紀錄片的台灣學生，面對當時兩岸政治情勢緊張、但文化交流熱烈頻繁的狀況，自覺應坦承自己的情感，發揮自己的優勢，他宣稱將用攝影機「記錄兩岸在歷史轉折處擦出的動人火花」。 ． 有一次，鍾權的大陸同學問他，為何台灣人總愛講自已的地方爛，「明明你們台灣人都過得都比我們好。」這位同學的老家在安徽合肥，到處都是礦場與工廠，居住環境不佳，但他介紹起家鄉，都充滿自信地列舉出四周的名勝古蹟，絕不提家鄉的缺點，畢竟缺點自已知道就好。因此，這位同學不解，台灣人為何總是「唱衰自己」。這番話讓鍾權開始省思自己故鄉的優勢，於是決心以文化為題材，呈現「台灣的驕傲」。   以下全文連結在此：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3+112009112200250,00.html

Lun 之前來演講時介紹了對自己影響深遠的繪本，朗讀《遲到大王》的時候偷偷哽咽了。我看著她要我事先準備的另一份資料，標題是「當時不知道，原來把自己化為書中角色，真的是安慰童年的最好方式。」她說的是自己的繪本《子兒，吐吐》。就閱讀的歷程來說，我和Lun非常不一樣，我的世界很早就沒有繪本。看圖畫書這件事大概只維持到幼稚園，之後我對於「沒有文字」的書就很不耐煩，圖畫書一翻開只看文字，圖畫幾乎「視而不見」吸引不了我，所以小學開始看純文字書，國中之前就看了珍．奧斯汀的《傲慢與偏見》等世界名著。 不過我喜歡動畫，從童年的迪士尼到現在的宮崎駿等世界知名動畫，幾乎都沒錯過。也許在潛意識裡，圖畫與文字是分屬兩個領域，我無法「分心」兼顧。所以，Lun那時所介紹的、影響她深遠的知名繪本，我幾乎都是第一次認識、閱讀，感覺很奇特：原來我們是這樣一起長大的。 我不知道在場的人有沒有發現Lun的哽咽，至少我的感受很不一樣。因為我開始回憶著我們的童年，以及童年的「出口」。譬如《遲到大王》對我、或者對於其他讀者來說，可能就是一本好的繪本，但是對Lun來說卻是童年的「出口」，因為它觸動了、也撫慰了在童年時期也許只有自己知道的「傷口」，成為一種救贖，雖然當她開始畫畫的時候，並不清楚「事情」是這個樣子的。 我開始想要書寫是從國中開始，現在想想，那確實也是一種情緒的出口，也就是創作的初衷――不是為了想要成為作家的初衷，而是自然而然必須書寫。很多只有自己知道的「傷口」，因為這樣被撫慰了，或者痊癒、或者找到另一個力量來替代，讓自己面對人生更有勇氣。 我和Lun閱讀的起點不一樣，創作的起點也不一樣。但我可以明白她的哽咽，因為我也有屬於我的《遲到大王》。 但是，我並不想說「創作是救贖」，因為那不是絕對的命題。如果「救贖」的意義是在於找到人生繼續下去的力量，那麼，先不說古今中外有太多成功作家作了「反示範」，在我身邊有不少書寫力旺盛的作者，都是用不快樂的人生成就作品的。也就是說，完成一部深刻、痛苦、擁有高度文學價值的作品之後，自己並沒有從中得到釋放。 當然，許多傳世的文學作品，就是用作家的人生來典當的。 但面對一直寫、一直痛苦，一直痛苦、所以一直寫的文藝青年。雖然有好作品，我實在無法說出「創作是救贖」的註腳。 Lun思考自己的創作時說：「如果我讀到這樣一本書，因書引起的心...

早上前往工作大樓的路上，看見一隻大老鼠了，牠正從我的左前方要橫行到右前方的草叢。重點是瞄見我的牠一點也不驚慌失措，非常慢條斯理的邁著步伐，所以我也只好停下來等牠「過馬路」。跟大家講這件事的時候，有人因為我寫了狸啊蛇啊蜘蛛啊什麼的，覺得「動物」好像不太怕我，可是被老鼠「看輕」實在不太好。雖然我敢打蟑螂（會飛的就有點棘手），但要我對著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珠打死一隻哺乳類根本不可能（腦中大概會瞬間閃過是否該順便幫牠超渡什麼的），所以拿老鼠沒輒，更怕跟牠四目對望，我想那時彼此心裡的OS應該都是：「呃……那現在是要怎樣？」 大白天就看見鼠輩橫行，隱隱有種鼠輩無所不在的「不祥感」，於是我就順便講了TOMO在實習單位所發生的慘事：為了捕鼠所以放了黏鼠紙，隔天一來居然發現黏了一隻……松鼠！！還活著的牠在無法掙脫的黏鼠紙上齜牙咧嘴，模樣甚為恐怖。我明明不在現場，也沒看過黏鼠紙，但聽到時不知怎麼覺得腦中充滿畫面，連松鼠的表情都很清楚，以致汗毛直豎。 果然，聽見黏到一隻松鼠的大家也悚然一驚，「那結果呢？」大家都想知道。但結局還是很驚悚，因為那張（隻）動彈不得的「松鼠黏紙」被送進垃圾收集車了。「經驗過」黏鼠紙的人似乎都知道，一旦被黏住就是無解。松鼠最後的齜牙咧嘴會不會是在說：「搞什麼呀，我是松鼠，是、松、鼠欸，我是松鼠我是松鼠我是松鼠！！」（聲音消失在垃圾車的深淵……） 大學的時候，中午在文學院教室吃便當，曾冷不防被窗外跳入的松鼠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搶走便當裡的排骨，因為一直停留在松鼠應該吃榛果的認知裡，以至於松鼠從容離開後我還很錯愕。大學校園裡的松鼠非常囂張，對我來說算不上「可愛」之流，即使如此，想到有這種黏鼠紙的「下場」，真是太殘酷。 但是鼠輩在動畫中為什麼可以一直以聰慧可愛之姿行世呢？不知是不是出於一種「無法消滅他，所以想辦法愛上他」的心理？我覺得牠真是人類世界裡最「虛擬」的生物了。太空飛鼠，強！料理鼠王，有才華！米老鼠，個人秀天王！一家之鼠，牠是我兄弟！但老實說我並不想吃老鼠煮的東西，而要有老鼠稱兄道弟爬上我的床恐怕要去收驚三天才行。 動畫裡的可愛鼠輩很難扭轉在真實世界裡老鼠的形象――大家頭腦清楚得很，所以我說是一種超強虛擬，簡直變成另一種物種了。不過還好有這樣的虛擬，至少提供了在中國十二生肖裡屬鼠的人一種慰藉，有可愛的玩偶造型、吊飾可供收藏、選擇，也...

某個假日清晨忽然接到大學社團朋友的電話，聽見聲音有種疏離的熟悉，意外之後有點驚訝，因為讓她忽然打電話的原因，是因為一夜未睡看了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便「洶湧」回憶起大學時代正在看《野火集》的種種，以及想像著那些來自「外省」家庭的朋友們上一代所擁有故事。「好像這時才又重新認識他們一樣。」她說。我在昏昧中起身，一時不知如何反應，因為她提起的那些社團的人，早在我的記憶裡刪除，遙遠如外星球的距離；至於對龍應台的評價，多年來也已有「更清楚」的認識。也許是因為我一直身處文化界，文化的討論成為生活，不若身處商界的她，忽然因為一本書而突然開啟了那個文藝（化）青年的時光隧道。 但是幾天後，「陳映真創作5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的邀請接連幾次出現在我的信箱，還真的會想到：距離青春期之後，我們已經走到那個隨便就五十年、六十年可以「結算」歷史的時代了。 研究生時期的「青春食糧」是什麼呢？回想起來真的非常「知青」非常「文藝」，而所認識的人有些也成為日後自己想極力逃避的「那種人」。我拿了梯子打開書櫃最上層，裡頭有一排雜誌：《聯合文學》、《台灣新文化》、《人間》。這一排雜誌都從「創刊號」開始，前者訂閱到二十五期（兩年）止，後兩者都到「熄燈號」（我還收到《人間》雜誌誠懇的收刊致歉／致謝函）。 那個解嚴前後文化論述的「蓬勃」時代，雜誌都在差不多時間創刊，這三種雜誌背後所代表的文化意識與社群人物應該完全不同，只有在我書櫃上才能這樣相安無事的長久「共處一室」吧。那個「熱情知青」的自己從創刊號訂了《聯合文學》、《人間》，《台灣新文化》是贈送的。只有位於文化／文學論述「主流」的《聯合文學》還能享有「虛名」存活到現在，其他很快就結束了。 看這些雜誌真是不同的感受，《聯合文學》真的很「主流」，《台灣新文化》真的很「黨外」（說「黨外」有理想，說「本土」未必），至於陳映真的《人間》，真的很「沉重」，沉重到每次拿到雜誌都「不快樂」，可是裡面的專題很奇怪看了一次就一輩子也忘不掉。以沈從文的湘西世界作專題的時候，我還不清楚沈從文；以「嗚咽的二仁溪」作專題的時候，我還不知道台南有二仁溪；以「月亮的孩子」做專題的時候，我才重新認識被污名化的白化症……這些都是在《人間》結束多年後，接觸到以上議題，立刻被想起來的。 我不喜歡《人間》（怎麼可能喜歡裡面的世界），可是從創刊...

（圖片來自官網 http://www.gou-gou.jp/index.html ） 原作「グーグーだって猫である」 第12回手塚治虫文化賞短編賞受賞 天才漫画家、麻子さんの家に新しい仲間がやって来ました   去年夏末的日本電影〈グーグーだって猫である〉（台名：〈咕咕貓〉）即將在台灣上映。這部非常女性（非女性「主義」）、非常「寵物」、非常「療癒」的電影，雖然我未必會去電影院看，但因為連結了我2008夏天的東京生活，所以在這裡舊文重刊一下： ============================================================================= 2008.10.12 在東京的這幾個月，日本媒體出現三部台灣電影：〈不能說的秘密〉、〈海角七號〉、〈囧男孩〉。前兩部在我離開之前都已經上映，〈囧男孩〉也已經安排好上映時間。〈不〉片因為周杰倫隨片宣傳的關係，還登上電視的娛樂新聞，但對我來說，就是娛樂新聞，新聞是娛樂性、片子也是娛樂性，沒什麼特殊「感覺」。 後兩部在上映之前，就從台灣得到不少討論的訊息了，我還建議在大學開設台灣電影課程的日本教授可以去看看，一方面是覺得跟日本大學生介紹台灣電影老是停在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其實很令人無言；另一方面是覺得還好終於有值得介紹的「當代」台灣電影了。 2008夏天在台灣最熱門的電影是〈海角七號〉，在日本最熱門的則是宮崎駿動畫〈崖の上のポ二ョ〉（台名：〈崖上的波妞〉）。雖然〈海角七號〉在日本有上映，但既然是在日本，看電影就想跟隨一下「在地的頻率」，像〈二十世紀少年〉、〈崖上的波妞〉都是此夏的話題，不過至今票房已經破日幣100億〈崖上的波妞〉顯然勢不可擋。身為宮崎駿影迷的我，這當然是驅使我進電影院的催化劑。 在日本看電影，成人票價一張日幣1800（約台幣600元），實在所費不貲。正在猶豫的時候，發現日本電影院每週三是「Ladies Day」（仕女之日），女性票價日幣1000元（約台幣300元），真是太好了。〈崖上的波妞〉台灣要2009年一月才才上映，能以這個價格先一賭為快，還真是痛快。 離住處最近的電影院在立川，搭電車三分鐘，然後步行十分鐘；騎自行車則約二十分鐘。查好時刻表，就騎車出發。影院設備與台灣差異不大，不過有特別為身障人士設計的放映廳，以便輪椅的進入...

來到高尾山的時候已經接近傍晚，人們不是要下山就是要去空中餐廳喝啤酒看夜景的。只有我們一直往山上走，天色漸陰，路燈有幾盞亮起。 「等天色再暗一些，兩旁的宮燈就會一起變亮吧。」我說。 結果bambi遲疑的說：「那樣很恐怖。還是不要亮比較好……」 我立刻笑了，因為：「原來妳也……我也是這麼想啊！」 想想看，畫上紅漆的宮燈，在黑暗山路點上兩排白慘慘的光，整個情境實在非常適合沒有體溫的東西――「有體溫的應該會被吞噬吧」，我總是偷偷這麼想，沒想到跟bambi有共識。不知道這種對於色彩符號、氣氛的共同感受算不算是「民族性」的一致，總之我們不再往前走了。   其實帶bambi上山的前幾天，我自己就來過高尾山了。日本在八月正式進入盛夏，連新聞都充滿「盛夏感」，除了煙火，對東京人來說就是去高尾山登高消暑。但我在電視上看主持人登山登得氣喘噓噓，掛在脖子上的毛巾也已溼透，雖然終於登頂可以感受心曠神怡的涼風以及風景，過程實在有點「煎熬」啊。 等到夏末，暑假結束了，我在平日前往位於東京西境的高尾山。車廂裡人很少，接近高尾山的時候幾乎沒有人，停靠之後，月台上也沒有人。夏末的陽光照入無人的車廂、無人的月台，有種想不到的靜謐。我慢慢步行在參道上，想著後天見面可以帶bambi來這裡。 果然這裡很適合靜靜的聊天，我們從山路折回來後，一直坐在山上的平台聊天。天黑後下山，電車在漆黑的山間軌道「俯衝」，敞開的車窗捲進沁涼的山風，並飛舞著莫名的小蟲。然後同時想起有關高尾山一對姊妹的日劇。   總是有些畫面經過時間的沉澱之後會更清晰，這些畫面就包括了跟bambi在高尾山的夏末。之所以清晰，也許是因為對去年夏日的懷念（近來便忍不住密集書寫了），但也因為每年進入這個時序，總是有後輩與我分享人生的轉折與進程，而我所感受或支持的，是那些歷程，並不是結果。 上個月我去養生村探望完成《巨流河》的齊邦媛老師，一邊看著老師一大絡字跡工整、未來將送到台大保存的手稿，一邊跟老師說著、聽著關於人生與現世的想法，總覺得每次都能得到一些能量。當時老師笑說：「masako是自己人，讓她去泡茶吧。」我聽得出話裡的「體己 」。 其實如何也沒想到我在大學母校的許多年、以及離開學校的許多年之後，齊老師會是一直留在我生命裡的少數老師。我知道我存在齊老師心中一直會是那個在她告別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