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副刊】 2009.05.24
靠近東京多摩山區的這個大學校園，還保有一些原始小樹林，未經整理的林地常常陳積著枯枝與落葉，也許我曾經遇見的狸就藏身在其中也說不定。不過在還沒看見狸之前，有可能先看見「可怕」的東西了。繼某個雨後夜晚在校園中遇見狸之後，研究生跟我聊起一段「奇妙」的經驗。
供學生使用的影印部和情報（電腦）中心大樓位於校園內側，就緊鄰著小樹林。我去過那裡，入夜後經常還燈火通明，和外部的「荒蕪」是個對比。
事情發生在某個白天，某個台灣研究生正要進門去影印時，在門口發現一條蛇了。一看非同小可，馬上進去通報影印室的阿姨，想請警衛來處理。阿姨趕緊跑出來，看著那條粗長的青蛇，一面說：「好胖的蛇啊！」一面拿出手機拍照。接著又進去找另一個阿姨，兩個人邊看邊聊天說：「啊，我知道這條蛇呢，牠經常在這邊出入。」看了一陣，兩人就回去工作了。
又剩下研究生一人，他錯愕的望著蛇，蛇也彷彿一副「被打擾」的樣子望著他，過了一會兒，就自顧自爬回旁邊的樹上歇息去了。這時他才有點恍然：阿姨們是來「觀賞」蛇，不是來抓蛇的！也才靜下來想：也許蛇只是路過這裡要去「辦自己的事」而已，卻被他這樣大驚小怪的驚擾了。
這可以說是不同社會對待自然生命的基本差異嗎？或者是說我們太過擅自區分生命的「可怕」與「不可怕」了？著實讓研究生有了思索的空間。
這件事讓我聯想到當時剛發生不久的新聞：有一隻猴子在早上上班尖峰時刻，忽然出現在人潮洶湧的惠比壽車站外的樹上。通勤族一出車站就會看見活蹦亂跳的猴子，引起一陣騷動。猴子當然「不適合」在車水馬龍的都市裡「流竄」，於是警方調動一百多名警力進行圍捕。
「一百多名？」本來一面做早餐一面聽新聞的我，狐疑的跑到電視機前面觀看。只見一百多名警察東圍西捕，猴子吱吱亂跳，結果矯健逃脫、不見蹤影。看到一百多名警察狼狽又好笑的樣子，相信很多台灣人會跟我有相同的疑問：「為什麼不用麻醉槍？」先打麻醉，將之逮捕，再做處理，不是「標準程序」嗎？腦海中頓時出現日本警察「好笨」的困惑。新聞隨後一本正經的進行「猴子來自哪裡」的討論，大部分認為是從多摩山區跑出去的，因為離東京市不遠。但是究竟如何到市區的呢？走路？搭電車？……老實說，聽到這些過分認真的討論還真令我有「瞠目結舌」之感。
為什麼不用麻醉槍呢？雖然至今我未得到正確的解答，但想來實際狀況並不是「好笨」這麼回事。
經過「蛇、猴事件」後，度過夏天，離開東京之前我去了「哈日族」朝聖地表參道。逛進某家品牌店的時候，發現顧客和店員都退在某一角落。原來是穿衣鏡上面有一隻直徑約八公分的大蜘蛛。看見這一幕不禁覺得好巧啊，因為我曾在台北忠孝東路上的服飾店碰過同樣的狀況。當時叫來男店員，把報紙捲成長柄，一棒往大蜘蛛敲去，蜘蛛應聲倒地，速速用掃把清理，非常俐落。現在也是年輕的男店員出面了，拿出一個空的鞋盒，保留一面開口，放在地上。
這景況讓原本要離開的我，十分好奇的留在店裡。
男店員慢慢把蜘蛛從鏡面引導到地上，引導過程中因為沒有碰觸到蜘蛛，所以速度很慢，感覺上是「隨蜘蛛高興而移動」。蜘蛛終於願意落地了，八隻腳快速移動著，男店員趕快把鞋盒靠過去，但蜘蛛就是不進去。男店員搖搖頭站起來笑了，圍觀的人也跟著笑。折騰一陣，蜘蛛終於進了鞋盒，男店員迅速一關，拿到店外去。經過這樣「漫長」的處理，店內終於恢復熱絡的「原貌」。也許只有我在關心：鞋盒拿去哪裡了呢？
因為好奇，我還是留在店裡。
不久男店員拿著空鞋盒回來了，笑著跟其他店員比個OK的手勢，說：「嗯嗯，拿到╳╳放走了……」
到底拿去哪裡放了呢？我很想知道，明明外面是時尚、流行、精品集散地，人群雜遝的表參道，是比起台北還更為「都市性」的區域。
結果那晚我回到住處，看見一隻拇指大的綠金龜停在房間的牆上。我看著牠，竟思忖著是要立刻捲起紙棒迎頭痛擊還是其他（在台北我肯定不假思索的「揮棒」，絕對無法容忍一隻蟲子在我房間飛來飛去的惡心）……這一瞬間，忽然發現自己真實體悟了所謂「社會性」這件事。在社會的不同角落、不相干的人，面對相同事件具備「相同基調」的反應，其實就是「社會性」吧。這種「相同基調」會逐漸擴散，成為「文化」的表徵。然後，在這個社會住久的人，便會不知不覺的被同化。
如果要我選擇，當然不想跟蛇、猴，以及蜘蛛住在一起，但問題是，蛇、猴，以及蜘蛛，應該也沒有很高興想跟人類住在一起。可以的話，就「讓萬物各自過自己的生活吧」，也許是放在「很可怕」、「很危險」的思維裡，一種對待生命的溫暖。
（這是出現大蜘蛛的「中等」名品店，相信很多台灣人都不陌生。走進去，顧客幾乎都是台灣年輕男女，購買力好驚人。
我看完蜘蛛就走了。）
靠近東京多摩山區的這個大學校園，還保有一些原始小樹林，未經整理的林地常常陳積著枯枝與落葉，也許我曾經遇見的狸就藏身在其中也說不定。不過在還沒看見狸之前，有可能先看見「可怕」的東西了。繼某個雨後夜晚在校園中遇見狸之後，研究生跟我聊起一段「奇妙」的經驗。
供學生使用的影印部和情報（電腦）中心大樓位於校園內側，就緊鄰著小樹林。我去過那裡，入夜後經常還燈火通明，和外部的「荒蕪」是個對比。
事情發生在某個白天，某個台灣研究生正要進門去影印時，在門口發現一條蛇了。一看非同小可，馬上進去通報影印室的阿姨，想請警衛來處理。阿姨趕緊跑出來，看著那條粗長的青蛇，一面說：「好胖的蛇啊！」一面拿出手機拍照。接著又進去找另一個阿姨，兩個人邊看邊聊天說：「啊，我知道這條蛇呢，牠經常在這邊出入。」看了一陣，兩人就回去工作了。
又剩下研究生一人，他錯愕的望著蛇，蛇也彷彿一副「被打擾」的樣子望著他，過了一會兒，就自顧自爬回旁邊的樹上歇息去了。這時他才有點恍然：阿姨們是來「觀賞」蛇，不是來抓蛇的！也才靜下來想：也許蛇只是路過這裡要去「辦自己的事」而已，卻被他這樣大驚小怪的驚擾了。
這可以說是不同社會對待自然生命的基本差異嗎？或者是說我們太過擅自區分生命的「可怕」與「不可怕」了？著實讓研究生有了思索的空間。
這件事讓我聯想到當時剛發生不久的新聞：有一隻猴子在早上上班尖峰時刻，忽然出現在人潮洶湧的惠比壽車站外的樹上。通勤族一出車站就會看見活蹦亂跳的猴子，引起一陣騷動。猴子當然「不適合」在車水馬龍的都市裡「流竄」，於是警方調動一百多名警力進行圍捕。
「一百多名？」本來一面做早餐一面聽新聞的我，狐疑的跑到電視機前面觀看。只見一百多名警察東圍西捕，猴子吱吱亂跳，結果矯健逃脫、不見蹤影。看到一百多名警察狼狽又好笑的樣子，相信很多台灣人會跟我有相同的疑問：「為什麼不用麻醉槍？」先打麻醉，將之逮捕，再做處理，不是「標準程序」嗎？腦海中頓時出現日本警察「好笨」的困惑。新聞隨後一本正經的進行「猴子來自哪裡」的討論，大部分認為是從多摩山區跑出去的，因為離東京市不遠。但是究竟如何到市區的呢？走路？搭電車？……老實說，聽到這些過分認真的討論還真令我有「瞠目結舌」之感。
為什麼不用麻醉槍呢？雖然至今我未得到正確的解答，但想來實際狀況並不是「好笨」這麼回事。
經過「蛇、猴事件」後，度過夏天，離開東京之前我去了「哈日族」朝聖地表參道。逛進某家品牌店的時候，發現顧客和店員都退在某一角落。原來是穿衣鏡上面有一隻直徑約八公分的大蜘蛛。看見這一幕不禁覺得好巧啊，因為我曾在台北忠孝東路上的服飾店碰過同樣的狀況。當時叫來男店員，把報紙捲成長柄，一棒往大蜘蛛敲去，蜘蛛應聲倒地，速速用掃把清理，非常俐落。現在也是年輕的男店員出面了，拿出一個空的鞋盒，保留一面開口，放在地上。
這景況讓原本要離開的我，十分好奇的留在店裡。
男店員慢慢把蜘蛛從鏡面引導到地上，引導過程中因為沒有碰觸到蜘蛛，所以速度很慢，感覺上是「隨蜘蛛高興而移動」。蜘蛛終於願意落地了，八隻腳快速移動著，男店員趕快把鞋盒靠過去，但蜘蛛就是不進去。男店員搖搖頭站起來笑了，圍觀的人也跟著笑。折騰一陣，蜘蛛終於進了鞋盒，男店員迅速一關，拿到店外去。經過這樣「漫長」的處理，店內終於恢復熱絡的「原貌」。也許只有我在關心：鞋盒拿去哪裡了呢？
因為好奇，我還是留在店裡。
不久男店員拿著空鞋盒回來了，笑著跟其他店員比個OK的手勢，說：「嗯嗯，拿到╳╳放走了……」
到底拿去哪裡放了呢？我很想知道，明明外面是時尚、流行、精品集散地，人群雜遝的表參道，是比起台北還更為「都市性」的區域。
結果那晚我回到住處，看見一隻拇指大的綠金龜停在房間的牆上。我看著牠，竟思忖著是要立刻捲起紙棒迎頭痛擊還是其他（在台北我肯定不假思索的「揮棒」，絕對無法容忍一隻蟲子在我房間飛來飛去的惡心）……這一瞬間，忽然發現自己真實體悟了所謂「社會性」這件事。在社會的不同角落、不相干的人，面對相同事件具備「相同基調」的反應，其實就是「社會性」吧。這種「相同基調」會逐漸擴散，成為「文化」的表徵。然後，在這個社會住久的人，便會不知不覺的被同化。
如果要我選擇，當然不想跟蛇、猴，以及蜘蛛住在一起，但問題是，蛇、猴，以及蜘蛛，應該也沒有很高興想跟人類住在一起。可以的話，就「讓萬物各自過自己的生活吧」，也許是放在「很可怕」、「很危險」的思維裡，一種對待生命的溫暖。
（這是出現大蜘蛛的「中等」名品店，相信很多台灣人都不陌生。走進去，顧客幾乎都是台灣年輕男女，購買力好驚人。
我看完蜘蛛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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